----- 伤害文化尊严的不是恶搞
(文：傅国涌 / 转自《南方都市报》)有朋友来电告诉我，中国美院院长在广州开个人画展时，批评了时下盛行的“恶搞”现象，认为这是对文化尊严的伤害，其中点了胡戈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》。该院长还指出，“戏说”的背后是文化的犬儒倾向。这种犬儒倾向以貌似的率真来游戏人生，以自谑谑人的方式来恶搞艺术。面对这种现象，艺术的创作必须坚守道德的力量，必须坚守人文关怀。

对于这些观点，我有不同意的，也有同意的。

先说不同意的。以电影为例，从《无极》到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，这些动不动就耗资多少个亿、号称票房多少个亿的商业大片无疑代表了今天的主流文化，是典型的强势话语。他们在文化上的堕落，陷入了唯物质主义的泥潭，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。娱乐至上，娱乐至死，是他们的旗帜，旗帜的背后是票房至上、商业利益至上，已完全抽空了文化的灵魂，离开了人类正常的精神空间。如果要说对文化尊严的伤害，那么这些年来对本民族文化的伤害首先来自那些声名显赫、占据着文化主导地位的名流精英们，或者说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犬儒倾向。千千万万的弱者、普通人、边缘者对此除了吐唾沫，向来毫无办法，这个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胡戈出现了，挥舞土制的戈矛，瞬间就将笼罩着虚幻光环的商业大片解构了。于是，从网络到媒体一片欢呼。直到那时，孤陋寡闻如我，才第一次听说“恶搞”一词。我个人以为，这样的“恶搞”实际上恰好是“善搞”，是对那些不可一世、赢家通吃的文化大鳄一次“正搞”，是还原文化的部分真相，在这个特定时代重新恢复起文化的一点尊严。这确实说不上“娱乐”，更不是什么“娱恶”，至多只是对无所不在、无孔不入的“泛娱乐化”一次小小抗议，是对日渐脱离文化轨道的“四化”(时尚化、娱乐化、游戏化、商品化)说了一次“不”。如果“恶搞”都是这样，在我看来，不仅不应该批评，还应该鼓励、提倡，应该发扬光大，让那些号称“正搞”、“善搞”，用金钱堆积起来，用血腥、色相包裹的所谓杰作在“恶搞”面前纷纷现出原形。与其匆忙给“恶搞”戴帽子、下结论，还不如静下心来先想一想产生“恶搞”现象的深层原因，想一想“恶搞”为什么受到广泛欢迎。

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“戏说”时代，把一切都娱乐化、游戏化，我同意这背后呈现的正是文化的犬儒倾向，是许多以文化为业的人尤其是掌握优势资源的大腕、大牌纷纷丢盔弃甲，躲进犬儒主义的深宅大院中。犬儒本是个外来词，在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与之完全对应的词。很久以前，英国哲人密尔就说过一句名言:“专制使人变成犬儒。”我们现在所说的犬儒是指玩世不恭，貌似看穿一切，骨子里却对红尘的利益极为在意，只承认躯壳、肉欲，不承认精神、灵魂。也就是“只认外在的世俗与功利，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”。一个社会到了号称文化精英的那一部分都大面积地犬儒化时，这个社会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确实就陷入了危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绝不是“恶搞”伤害了文化尊严，而是犬儒主义的盛行伤害了文化尊严。

那么，是不是“恶搞”导致了犬儒？还是犬儒导致了包括“恶搞”现象在内的一切？这个问题是值得澄清的。众所周知，所谓的“恶搞”往往都没有掌握公共资源，没有有力的平台，没有动辄若干亿的资本支持，“恶搞”一般来说出自民间、底层、边缘、草根，不登大雅之堂，“恶搞”本身是多元的、千姿万态的，并不是一种形式、一个态度、一个方向，不是一块铁板，不同的“恶搞”有着不同的动机和倾向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与“恶搞”艺术中的犬儒倾向相比，那些夜夜笙歌，在主流媒体、黄金时段、全国影院铺天盖地，最大限度地开动宣传机器狂轰滥炸的“善搞”艺术，它们歌颂秦始皇、歌颂历代君王，把一个个主宰大地万物、杀人不眨眼的古代统治者打扮成爱民亲民、英雄伟大的标本。要坚守道德力量和人文关怀，批判犬儒倾向，我觉得首先应该抓住它们，抓住这些“只为君王唱赞歌，不为苍生说人话”的作品，而不是把目光投向民间的“恶搞”艺术。随着文化艺术领域正气的抬头，新人物、新作品的诞生，“恶搞”终究会渐渐退隐。